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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9-27 | 夜读《复活》
在夜雨的浙沥声中，我重读了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复活》。近年来，我不止一次地重读此书，推开后窗，望着那几棵梧桐和芭蕉背附下的黑夜，就如同我手上的这本题材沉重的书一样，灰暗，阴沉，但却真实得令人震撼。与别的名著的区别在；它用一个陈旧的情节，构造了一个永恒的话题，人怎样通过过忏悔获得心灵上的拯救。
在这本书中，托尔斯泰塑造了一个为自己既往的过失而忏悔和赎罪的人物——聂赫留朵夫。这个贵族青年引诱了姑母家的婢女玛丝洛娃，玛丝洛娃怀孕后被赶出家门，因生生活所近而当了妓女，后被指控偷窃而受到审判。而聂郝留朵夫竟戏剧性地以陪审员的身份出庭审判她，看到因自己的一时寻欢作乐而致使今天的玛丝洛娃面临着生命终结的危险，聂郝留朵夫的心灵受到了巨大的震撼，在道德和良心的双重折磨下，聂郝留朵夫公爵开始不惜耗费大量的金钱动用其所有的社会关系来为玛丝洛娃进行无罪开脱，然而玛丝洛娃最终还是被判决有罪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服苦役。而在聂郝留朵夫为玛丝洛娃四处奔走的同时，他更多地接触了俄罗斯下层人民，了解到了他们的苦难和艰辛，这又让聂郝留朵夫得以进一步反省自己过去的道德观，小说也借此从社会和个人的道德角度对政府、法庭、监狱、教会、土地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制度作了深刻的批判，也让每一个读者思考个人道德和社会道德之间的关系，思索怎样来进行个人道德的自我完善。
《复活》之所以能打动我，这是因为它由浅至深、层层剥笋地揭示了聂赫留朵夫在道德的自我完善的经历。晚年作家的世界观已经发生激变，他抛弃了上层地主贵族阶层的传统观点，用宗法农民的眼光重新审查了各种社会现象，通过男女主人公的遭遇淋漓尽致地描绘出一幅幅沙俄社会的真实图景：草菅人命的法庭和监禁无辜百姓的牢狱；金碧辉煌的教堂和褴褛憔悴的犯人；荒芜破产的农村和豪华奢侈的京都；茫茫的西伯利亚和手铐脚镣的政治犯。托尔斯泰以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态度对当时的全套国家机器进行了激烈的抨击。但最终里面的主人翁在经历了一连串的打击折磨思考与争辩以后回归到了人性的高度。聂郝留朵夫曾是那个贵族社会中放荡不羁的一员，在他的良知苏醒之前，他过的是一种纸醉金迷的生活，他认为这是必然的也是应该的，也正是他的这种自以为是，视他人为自已的种种必需的自私附属念头，从而损害了玛丝洛娃为之奉献出的纯洁，这种自私在他日后的生活中更得到进一步的深化和推进。在这里,托尔斯泰将批判锋芒直指他所从属的贵族阶级,对贵族阶级的贪婪、伪善乃至凶残进行了入木三分的揭露,表现出伟大艺术家的博大心胸和高洁情怀。
这个过程对于所有惯带假面具者而言无疑是极其残忍和痛苦，它需要人，首先得拿出超强的勇气来否定自我，面对自已曾有过或犯下的罪恶动手修正，这比那历史上传说的刮骨疗毒的过程更为艰难，在内心率先自我否定后，还得自已手持手术刀向自已的命门下手而无法借手他人，的确，在心灵的拯救上，没有任何人能帮助得了你。但这也仅仅是个人行为。透过书中的描述，我们惊奇地发现，在一百年后的中国，现实却在上演形形色色的玛丝洛娃式的悲剧，而我们的社会特别是那些号称精英的知识界却普遍缺乏聂赫留朵夫式的苏醒的良知和力图挽救的行为。在民众与社会面前，他们麻木不仁，自命不凡，以已为中心的典型个人主义的生存哲学，就引发了我的思索：人究竟厚颜到何等地步才能懂得忏悔？这究竟是时代的社会病态人格的表现，还是个人本质中的丑陋在特定社会环境中得以诱导而充分地爆发？
在托尔斯泰--聂赫留朵夫身上体现出的这种精神忏悔的人格品质,是中国文化史和中国知识分子普遍匮乏的。改革二十多年来，一帮精英狂呼忏悔，让社会忏悔，让当局忏悔，让文革忏悔，总之让一切曾经阻碍他们那崎形发展的任何个人或势力跪在他们所谓的高贵的人格面前。殊不知他们所谓的高贵是有多少建立在践踏他人尊严的基础上的。他们忘了他们原来自何方，在得到社会对他们的赞赏后就马上背叛原属的本色，冷漠而无情，迫不及待地标榜自已那似是而非的高贵。在这个鱼龙混杂的时代，这种扬扬自得的伪贵族文化得到了空前的弘扬。他们是群善于伪装的群体。善于忘记自已过失的群体，善于攻击他人的不足的群体。从建国以来的历史，他们的表现还不够充分？他们什么时候真正地发自内心地面对人民，面对他们所洋洋自言的弱势群体，反省过自已？
没有！从来就没有过，那怕仅仅是种起码的姿态也没有过。于是，号召知识分子走与人民群众相结合道路的毛泽东成了现代秦始皇的化身，工农大众成了等待他们去拯救的愚民。
我由衷地感到心寒，痛苦透过那陈旧的书页，透过那厚厚的历史云层，在我眼前的这个混乱冷漠的世界间弥漫。此刻，我理解了鲁迅所持起的那杆沾满痛苦的思想之矛有多沉重。作为一名职业军人我毕竟是在为谁捍卫,从青春时就誓师为之奋斗目标在当今这个社会中又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这些所谓的精英们因为中国传统文人的中庸，已摘不下那脸上的层层面具了，而在国际接轨的遮羞布的下，他们孕育的那不伦不类的杂种文化充满了自我意识畸形膨胀的臭气，在他们的人生哲学辞书中根本就没有忏悔和自我救赎这样西方文化中真正精髓的概念。他们就这样疯狂舞蹈着，为着他们黎明前的最后狂欢。
的确，托氏的那温和的充满理想色彩的自我救赎是无法在我们这个国度复活了，就象《国际歌》所言的那样；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因此，在我一次次重读后，《复活》在我的理解上具有了别的，更深层次的意义。
窗外，后院，梧桐、芭蕉在夜雨中继续叹息着那已断了韵律的诗句。
点点滴滴，无休无止。
注：
列夫·托尔斯泰 (Lev Tolstoy) 是俄国著名文学家、１９世纪伟大的作家和思想家、改革家。1828年9月9日出生于图拉省克拉皮文县的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今属图拉省晓金区)。托尔斯泰家是名门贵族，其谱系可以追溯到16世纪，远祖从彼得一世时获得封爵。父亲尼古拉·伊里奇伯爵参加过1812年卫国战争，以中校衔退役。母亲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是尼·谢·沃尔康斯基公爵的女儿。托尔斯泰一岁半丧母，9岁丧父。1841年他的监护人姑母阿·伊·奥斯坚—萨肯去世后，改由住在喀山的姑母彼·伊·尤什科娃监护。于是他全家迁到喀山。
托尔斯泰自幼接受典型的贵族家庭教育。1844年考入喀山大学东方系，攻读土耳其、阿拉伯语，准备当外交官。期终考试不及格，次年转到法律系。他不专心学业，迷恋社交生活，同时却对哲学尤其是道德哲学发生兴趣，喜爱卢梭的学说及其为人，并广泛阅读文学作品。在大学时代，他已注意到平民出身的同学的优越性。1847年4月退学，回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这是他母亲的陪嫁产业，在兄弟析产时归他所有，他的漫长的一生绝大部分时间在这里度过。
回到庄园后，他企图改善农民生活，因得不到农民信任而中止。1849年4月曾到彼得堡应法学士考试，只考了两门课就突然回家。是年秋天为农民子弟兴办学校。11月起名义上在图拉省行政管理局任职，次年12月被提升为十四品文官，实际上却周旋于亲友和莫斯科上流社会之间。但他渐渐对这种生活和环境感到厌倦，1851年4 月底随同服军役的长兄尼古拉赴高加索，以志愿兵身份参加袭击山民的战役，后作为“四等炮兵下士”在高加索部队中服役两年半。虽然表现优异，但也有赖亲戚的提携才晋升为准尉。1854年3月，他加入多瑙河部队。克里木战争开始后，自愿调赴塞瓦斯托波尔，曾在最危险的第四号棱堡任炮兵连长，并参加这个城市的最后防御战。在各次战役中，看到平民出身的军官和士兵的英勇精神和优秀品质，加强了他对普通人民的同情和对农奴制的批判态度。
托尔斯泰在高加索时开始创作，在《现代人》杂志上陆续发表《童年》、《少年》和《塞瓦斯托波尔故事》等小说。1855年11月他从塞瓦斯托波尔来到彼得堡，作为知名的新作家受到屠格涅夫和涅克拉索夫等人的欢迎，并逐渐结识了冈察洛夫、费特、奥斯特洛夫斯基、德鲁日宁、安年科夫、鲍特金等作家和批评家。在这里他以不谙世故和放荡不羁而被视为怪人，他的不喜爱荷马和莎士比亚也使大家惊异。不久，他同车尔尼雪夫斯基相识，但不同意后者的文学见解。当时德鲁日宁等人提倡为艺术而艺术的所谓“优美艺术”，反对所谓“教诲艺术”、实即革命民主派所主张的暴露文学。托尔斯泰倾向于德鲁日宁等人的观点，但又认为任何艺术不能脱离社会生活。至1859年，他同《现代人》杂志决裂。
1856年底以中尉衔退役。次年年初到法国、瑞士、意大利和德国游历。法国的“社会自由”博得他的赞赏，而巴黎断头台一次行刑的情景则使他深感厌恶。在瑞士看到英国资产阶级绅士的自私和冷酷，也激起他很大的愤慨。但这次出国扩大了他的文学艺术的视野，增强了他对俄国社会落后的清醒认识。
对于50至60年代之交的农奴制改革以及革命形势，托尔斯泰的思想是极其矛盾的。早在1856年他曾起草方案，准备以代役租等方法解放农民，并在自己庄园试行，因农民不接受而未实现。他同情农民，厌恶农奴制，却认为根据“历史的正义”，土地应归地主所有，同时因地主面临的是要性命还是要土地的问题而深深忧虑。他不同意自由主义者、斯拉夫派以至农奴主顽固派的主张，也看到沙皇所实行的自上而下的“改革”的虚伪性质，却又反对以革命方法消灭农奴制，幻想寻找自己的道路。由于无法解决思想上的矛盾，曾企图在哲学、艺术中逃避现实，但很快又感到失望；1860年因长兄尼古拉逝世，更加深了悲观情绪。1859至1862年间几乎中辍创作，先后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和附近农村为农民子弟办了20多所学校，并曾研究俄国和西欧的教育制度，1860至1861年还到德、法、意、英和比利时等国考察学校。后又创办《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教育杂志。这些活动引起沙皇政府的注意。加之在农奴制改革中，他作为本县和平调解人，在调停地主和农民的纠纷时，常常同情农民，又招致贵族农奴主的敌视。1862年7月他外出时，家中遭到宪兵连续两天的搜查。不久他关闭了学校。这段时间他思想上所受的震荡以及因同农民的频繁接触而接受的他们对事物的一些看法，成为他的世界观转变的契机和开端。
１８５２年在《现代人》杂志上发表处女作《童年》。１８５４年参加克里米亚战争，后来在他的作品《塞瓦斯托波尔故事》中叙述了他的这一段经历。１８５７年去法国、瑞典和德国游历。１８５５年至１８６３年间写了一系列短篇小说，把注意力集中在道德问题上。１８６０年至１８６１年再次去西欧旅行。１８６２年结婚，在婚后的１５年中，创作了两部伟大的杰作：《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
《战争与和平》通常被认为是世界文学中最伟大的长篇小说之一，托尔斯泰为写这部宏伟的史诗几乎用了７年时间，无论是作品的规模还是对问题的论述，这部杰作都远远超过了他以往的作品。全部生活素材被编织在一幅巨大的花毯中，对丰富的材料和众多人物的处理，都是无比客观的。但是小说中也有一些章节经常受到评论家的指责，在这些章节里，托尔斯泰阐述了他的历史哲学，并对战争及其策划者大发议论，这种冗长的议论有损于全书的协调，成为艺术上的一个缺陷。
《安娜·卡列尼娜》于１８７３年至１８７７年创作而成，虽然它在叙事方法和风格上与《战争与和平》相似，但在艺术上却比较协调。在写作《战争与和平》与《安娜·卡列尼娜》两部作品之间的一段时间里，托尔斯泰的人生哲学正处在变化过程中。《战争与和平》是一部热爱生活的乐观小说，它的主要人物在道德上都是健全的，而且能够主宰自己的内心冲突；《安娜·卡列尼娜》则是悲观的，它的主人公们的内心冲突往往得不到解决，有时还酿成了人间的灾难，安娜与渥伦斯基的私情所面临的悲惨命运是不可避免的。
完成《安娜·卡列尼娜》以后，长期以来对人生目的的苦苦探索使托尔斯泰经历了一场精神危机。１８８０年以后，他花了很多时间就自己的宗教观点、社会观点、道德观点和艺术观点的各个方面写了一些书籍、小册子和论文。后来，他还就道德问题和性的问题写了许多中短篇小说和剧本。
托尔斯泰７１岁的时候，他写了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复活》，小说中有许多优秀的篇章，特别是在第一部里，作者的叙述充满诗情画意，引人入胜，审判的场面也是现实主义记事的一篇杰作。评论家认为，就艺术性而论，《复活》比《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大为逊色，它有仓促写成的迹像，它的道德说教和对司法制度、刑事制度和教会的宗教仪式的激烈抨击，都使它仿佛出自辨论家托尔斯泰，而不象是出自文学家托尔斯泰的手笔。
１９１０年１０月，日益恶化的家庭关系迫使托尔斯泰在一天夜里偷偷地离家出走。１１月２０日，他因患肺炎在梁赞省偏僻的阿斯塔堡车站去世。
对于托尔斯泰作为一个文学家所取得的卓越成就，评论家从未提出过疑义，一致公认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与经济决定论和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相反，托尔斯泰认为，促使人类达到没有阶级和国家状态的进步运动，有赖于通过每一个人奉行至高无上的爱之法律，摒弃任何形式的暴力，从而使自己在道德上日趋完善。尽管托尔斯泰把他的理性主义引向了极端，但他一直被认为是１９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
托尔斯泰还是一位杰出的语言学家，一生掌握了１０多种外语,直到８０岁高龄还开始学习汉语。
托尔斯泰的女儿亚历山大·利沃夫纳·托尔斯塔亚，作家、评论家，托尔斯泰故居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博物馆和托尔斯泰基金会创始人。她有三年时间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线上度过的，获得医务上校军衔和两枚乔治勋章。曾被关押在苏联集中营，后应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农民的请求被释放。她移居国外之后，先后在日本和美国生活，终身未嫁。２０００年１０月，她的回忆录《我的２０世纪》第一次在俄罗斯出版。
列夫·托尔斯泰的玄孙弗拉基米尔·托尔斯泰３８岁（２００１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新闻系国际新闻专业，毕业后当过记者，在文化部当过博物馆事务技术顾问，担任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博物馆馆长。有两女两子。
《复活》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托尔斯泰的杰作，是世界文学的不朽名著之一。它是托尔斯泰思想探索和艺术探索的一个新的里程碑，它代表了托尔斯泰创作的最高成就。这部小说通过地主家的养女卡秋莎.玛丝洛娃的受辱、堕落以及被下狱、被流放的悲剧，表现了对被侮辱、被损害者的深切同情，对沙皇俄国的专制国家机器、官僚制度、教会、法庭、监狱以及土地私有制等等的无情嘲讽、揭露和批判。它鲜明地体现了托尔斯泰“撕毁一切假面具”的“最清醒的现实主义”。
《复活》简介；
玛丝洛娃是一个农妇的女儿。母亲在女地主索菲亚姊妹的牛奶场上工作。父亲是流浪的吉卜赛人。玛丝洛娃三岁时母亲死了。女地主看她长得清秀，便把她收养下来。因此，她过着一半小姐，一半婢女的生活。她做女红、收拾房间，用白灰擦亮神像，烤肉、磨粉、煮咖啡，洗些不费力的东西；有时读书给女主人听。十六岁时，爱上女地主的侄儿、年青的贵族聂赫留朵夫。那时，他是个大学生，到姑母家来度暑假。两年后，聂赫留朵夫去服兵役，因顺路经过姑母家，在姑母家住了四天。在一个复活节的晚上，他和玛丝洛娃发生了肉体关系。临别，他塞给玛丝洛娃一百卢布，便到部队去了。此后，聂留朵夫连封信也没捎给过她。她已怀孕了。
一次，玛丝洛娃打听到聂赫留朵夫要经过庄园附近的车站。原先姑姑们邀请他下车来看望她们，而他却回电说，他不能来了，他要在指定的日期到达彼得堡。玛丝洛娃很伤心，但她决定亲自赶到车站去见他。那是个阴雨、凉风的秋夜。由于天气漆黑，她看不清田野上的小路，迷失了方向。待她赶到车站时，火车就要开动了。她看到聂赫朵夫坐在头等车厢里。可是来不及和他说一句话儿，火车已开动了。玛丝洛娃沿着月台追去，头巾也掉了，还摔了一大跤。
玛丝洛娃周身被雨水淋湿，筋疲力尽地回到家里。从这天起，她思想起了很大变化，认识到自己和贵族少爷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她想象着聂赫留朵夫“坐在丝绒的椅子上，在那个灯光明亮的车厢里说啊、喝酒啊找乐子；我呢，却在露天下，风吹雨打，站在黑地里哭”。她不再相信人，认为一切都是欺骗。当聂赫留朵夫的姑姑知道玛丝洛娃怀孕后，便把她从家里赶了出去。她为了生活，只好去给人家当女仆。但每次都遭到男主人的调戏和侮辱。生下的孩子也死了。最后，她沦落到基达叶娃妓院，成了妓女。
十年后，玛丝洛娃因受一起人命案的牵连，受到法庭的审判。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一个西伯利亚商人司蔑尔科夫到妓院寻欢作乐。茶房卡尔金庚和当过使女的勃契诃娃，见商人有钱便起了谋财害命的念头。他们把一包药粉交给玛丝洛娃，要她放到商人茶杯里，骗她说是安眠药。当时，玛丝洛娃正被商人纠缠得厉害，想摆脱他，便照样做了。结果商人被药死了。案发生后，茶房和使女贿赂律师，把罪责全栽在玛丝洛娃的身上。
法院开庭审判玛丝洛娃的案件。聂赫留朵夫作为贵族代表参加陪审。在审讯过程中，法官们只忙于自己的私事，对案件审理却心不在焉。一位法官因和妻子刚刚吵过架，心情不佳、愁容满面。他担心当他审完案子回家后，妻子给不给他饭吃。另一位法官叫玛特维伊，老是迟到。他关心的是自己的疾病。他想，从门边走到他座位那儿，如果走的步数能用三除尽，他患的胃粘膜炎就会好。这段距离走二十六步就可走完，于是他赶紧加了一小步，凑成二十七步。副检察官卜列维喝了一夜酒，根本还没有从酒宴中清醒过来，便开始宣读起对玛丝洛娃的审判案件来。法庭庭长为了要在六点钟之前赶去和一个红头发的瑞士姑娘约会，他希望审判早点结束。
《复活》是托尔斯泰的晚期代表作。这时作家世界观已经发生激变，抛弃了上层地主贵族阶层的传统观点，用宗法农民的眼光重新审查了各种社会现象，通过男女主人公的遭遇淋漓尽致地描绘出一幅幅沙俄社会的真实图景：草菅人命的法庭和监禁无辜百姓的牢狱；金碧辉煌的教堂和褴褛憔悴的犯人；荒芫破产的农村和豪华奢侈的京都；茫茫的西伯利亚和手铐脚镣的政治犯。托尔斯泰以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态度对当时的全套国家机器进行了激烈的抨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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